■ 突破宿命辦公室出租(25)
  晚清有兩次宏觀經濟調控。第一次是在1899年,由軍機大臣剛毅主導,第二次是在1904年,由兵部左侍郎鐵良主導。調控的目的,一是摸清財政的家底,二是將財權盡可能多地收歸中央,試圖實現從“利歸中飽”到“涓滴歸公”。因此,兩次調控的打擊對象,餐飲設備都是體制內的既得利益集團。剛毅、鐵良遭到了極大的反撲,甚至被揶揄為“搜刮”地方的“鋼鐵”(剛、鐵)。
  兩次調控的主要目標,是地方政府征收的“釐九份民宿金”。
  釐金這一稅種,出現於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,本是戰時的權宜之計,吳哥窟但地方嘗到了甜頭之後,就被固定下來,成了常稅。地方對釐金的征收充滿了積極性,大幹快上,一時之間,全國範圍內局卡林立,布如羅網,商賈行人處處要交“買路錢”。
  為了確保釐金的征收,地方上甚至不惜採取惡性競爭。咸豐十一年(1861),恭親王等報告說:“廣東設有洋藥抽釐總局,如有人當鋪先輸五十兩,即無庸在關上完納正稅。又澳門漏稅之茶葉,日見其多,每百斤稅銀二兩五錢,抽釐局只徵五錢,即可任商人繞越走私,無一肯到關納稅。” 在釐金局的持續擠壓下,滸墅、西新、北新三個常關甚至不能不“倒閉”。
  在不惜犧牲田賦和鹽稅等“國稅”的情況下,釐金迅速成為數額最為可觀的大稅種。根據剛毅在1899年的報告,廣東全省財稅收入500餘萬兩,其中釐金收入高達393萬兩,占78.2%,其餘才是“地丁、鹽課、耗羡、雜稅”4項傳統稅收的總和。
  釐金的設立,對本土農工商業傷害極大,而外資企業則因為條約中明確規定了只需要繳納海關關稅,而得以幸免,並因此占據了相當有利的競爭地位——這與其說是外資享受“超國民待遇”,不如說內資被迫承擔“超國民負擔”。這也導致大量內資紛紛依附外資,披起“洋皮”。
  從釐金創辦以來,中央一直沒有放棄過監控的企圖,多次要求各地上報釐金的收支賬目,但難以如願;即便後來開始申報,卻存在著嚴重的瞞報漏報少報現象。根據戶部在光緒六年(1880)的一份報告,釐金收入被壓低瞞報的金額高達70%,而其辦公經費支出(“局用”)被誇大瞞報的金額甚至高達80%。漏洞中的巨額資金,都流向了各級官吏的口袋。
  調控期間所發佈的第一份文件,矛頭直指“陋規”、“中飽”;第二份文件,則針對地方督撫們,甚至要求他們“激發天良,不辭勞怨,整躬率屬,徹底清查”,如能將“各項所得盈餘”,“逐一據實開報”,則“朝廷體察下情,不但不追咎既往,並當酌盈劑虛,留有其餘,不使辦公竭蹶”。這都表明,如此調控,實際上也是廉政風暴。
  儘管剛、鐵二人素有鐵腕,並有豐富的行政經驗、官場閱歷,背後還有執政半個世紀的慈禧太后的保駕護航,但在強大的利益集團反彈下,這兩次調控最終虎頭蛇尾,不了了之。個中癥結,絕非在於權力如何分配,而是全面的腐敗,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團。而權威的失落,造成執行力過於衰弱,令不行禁不止,心有餘而力不足。腐敗不除,調控只能淪為“空調”。
  有一個數據,能鮮明地說明晚清政治走向的出軌。根據《光緒三十四年部庫出入款目表》,1908年,大清國財政收入突破2億兩大關,開中國曆史之紀錄,但戶部銀庫收入僅為1650萬兩,加上專款專用的練兵經費等約730萬餘兩,中央財政的總收入只有2400萬兩,占當年財政收入的12%。
  堂堂一個政權,實際失去了對88%的財政收入的有效掌控。這樣的政權,早已經喪失了作惡的能力,也同時喪失了制止作惡、自我純凈的能力……
  □雪珥(改革史學者)  (原標題:大清調控變空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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