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 突破宿命辦公室出租（25）
晚清有兩次宏觀經濟調控。第一次是在1899年，由軍機大臣剛毅主導，第二次是在1904年，由兵部左侍郎鐵良主導。調控的目的，一是摸清財政的家底，二是將財權盡可能多地收歸中央，試圖實現從“利歸中飽”到“涓滴歸公”。因此，兩次調控的打擊對象，餐飲設備都是體制內的既得利益集團。剛毅、鐵良遭到了極大的反撲，甚至被揶揄為“搜刮”地方的“鋼鐵”（剛、鐵）。
兩次調控的主要目標，是地方政府征收的“釐九份民宿金”。
釐金這一稅種，出現於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，本是戰時的權宜之計，吳哥窟但地方嘗到了甜頭之後，就被固定下來，成了常稅。地方對釐金的征收充滿了積極性，大幹快上，一時之間，全國範圍內局卡林立，布如羅網，商賈行人處處要交“買路錢”。
為了確保釐金的征收，地方上甚至不惜採取惡性競爭。咸豐十一年（1861），恭親王等報告說：“廣東設有洋藥抽釐總局，如有人當鋪先輸五十兩，即無庸在關上完納正稅。又澳門漏稅之茶葉，日見其多，每百斤稅銀二兩五錢，抽釐局只徵五錢，即可任商人繞越走私，無一肯到關納稅。” 在釐金局的持續擠壓下，滸墅、西新、北新三個常關甚至不能不“倒閉”。
在不惜犧牲田賦和鹽稅等“國稅”的情況下，釐金迅速成為數額最為可觀的大稅種。根據剛毅在1899年的報告，廣東全省財稅收入500餘萬兩，其中釐金收入高達393萬兩，占78.2%，其餘才是“地丁、鹽課、耗羡、雜稅”4項傳統稅收的總和。
釐金的設立，對本土農工商業傷害極大，而外資企業則因為條約中明確規定了只需要繳納海關關稅，而得以幸免，並因此占據了相當有利的競爭地位——這與其說是外資享受“超國民待遇”，不如說內資被迫承擔“超國民負擔”。這也導致大量內資紛紛依附外資，披起“洋皮”。
從釐金創辦以來，中央一直沒有放棄過監控的企圖，多次要求各地上報釐金的收支賬目，但難以如願；即便後來開始申報，卻存在著嚴重的瞞報漏報少報現象。根據戶部在光緒六年（1880）的一份報告，釐金收入被壓低瞞報的金額高達70%，而其辦公經費支出（“局用”）被誇大瞞報的金額甚至高達80%。漏洞中的巨額資金，都流向了各級官吏的口袋。
調控期間所發佈的第一份文件，矛頭直指“陋規”、“中飽”；第二份文件，則針對地方督撫們，甚至要求他們“激發天良，不辭勞怨，整躬率屬，徹底清查”，如能將“各項所得盈餘”，“逐一據實開報”，則“朝廷體察下情，不但不追咎既往，並當酌盈劑虛，留有其餘，不使辦公竭蹶”。這都表明，如此調控，實際上也是廉政風暴。
儘管剛、鐵二人素有鐵腕，並有豐富的行政經驗、官場閱歷，背後還有執政半個世紀的慈禧太后的保駕護航，但在強大的利益集團反彈下，這兩次調控最終虎頭蛇尾，不了了之。個中癥結，絕非在於權力如何分配，而是全面的腐敗，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團。而權威的失落，造成執行力過於衰弱，令不行禁不止，心有餘而力不足。腐敗不除，調控只能淪為“空調”。
有一個數據，能鮮明地說明晚清政治走向的出軌。根據《光緒三十四年部庫出入款目表》，1908年，大清國財政收入突破2億兩大關，開中國曆史之紀錄，但戶部銀庫收入僅為1650萬兩，加上專款專用的練兵經費等約730萬餘兩，中央財政的總收入只有2400萬兩，占當年財政收入的12%。
堂堂一個政權，實際失去了對88%的財政收入的有效掌控。這樣的政權，早已經喪失了作惡的能力，也同時喪失了制止作惡、自我純凈的能力……
□雪珥（改革史學者） （原標題：大清調控變空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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